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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9 16:37:26     华夏经纬网

    “臨川文化,华夏奇葩”。这是1992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弘扬中国臨川文化暨兴建汤显祖文化艺术中心》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的题词。在这次会上,冯征代表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指出:“臨川文化是华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所谓“臨川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是指以临川古治属为核心,辐射而涵盖现今抚州市十余县(区)的区域性文化。它生成于秦汉,兴盛于两宋,延绵于明清,影响于当今。它是炎黄文化壮丽宝库中的一块熠熠生辉的瑰宝,是华夏文化百花园中一枝鲜艳夺目的奇葩。

  “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抚州,古为临川郡。东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置临汝县,即后来的临川县。公元237年,建临川郡,郡治设在临汝县。隋文帝开元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实现全国统一,废郡扩州,平陈总管扬武通奉命安抚临川郡一带,将临川郡改为抚州。纵观历史,古临川治属相当于现在抚州市的绝大部分,并囊括了庐陵、豫章、瓯闽部分。东连吴越,西接潇湘,南控闽粤,北襟江湖,横跨吴、越、楚三地,为古代通往闽粤沿海地区的要冲。这里,地气殊异,山川炳灵,林奇谷秀,水绕川环。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江山形胜而人稠勤富,交通便利而商贾常行。荆楚、吴越文化交汇于此,中原、闽粤文化滋润其中。秀美的风光,发达的农业,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出灿烂的“臨川文化”。魏晋以来,特别是两宋以后,临川古郡,抚河两岸,名人辈出,文事昌盛,素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誉称。

  “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对“臨川文化”赞美的千古绝唱。臨川文化,博大精深,蕴涵深邃,影响久远。

  1、才子輩出,俊彩星馳

  “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临川才子”是“臨川文化”的得意之笔。自古以来,临川才子之多向为世人瞩目。“臨川文化”区内乐安流坑“千年古村”的“子男双封爵,文武两状元,参政代天子,师保五六人,一门十进士,两朝四尚书,进士五十二,知县四十多,乡举百六余,会解监元群,乡贤祀十二,秀才如繁星”的记述,就是临川才子涌现的生动写照。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宋而清,仅临川(抚州)进士及第者2000余人,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王安石、汤显祖、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乐史、饶节、谢逸、谢过、李觏、吴澄、纪大奎、李瑞清、谭纶、陈自明、危素、蔡上翔、吴与弼、罗汝芳、陈彭年、危亦林、邓茂七、徐奋鹏、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黄爵兹、欧阳竟无等等,就是临川(抚州)古代才子群体中的佼佼者。

  撫州不僅文化名人多,而且檔次高,成就大。列入《中國名人辭典》的鴻儒100多人。《江西曆代文學藝術家大全》共收錄了1296人,其中撫州籍名家317人,幾占三分之一。“宋詞四開祖,臨川有二晏”,“唐宋八大家,曾鞏、王安石”,“江南四才子,陳、羅和章、艾”。“江西詩派”前期25人,臨川有謝逸、謝過、汪革和被陸遊稱爲“詩僧第一”的堯節。全國兩宋詞人867人,江西爲153人,而撫州就占44人。特別是北宋著名詞人晏殊、偉大改革家王安石、文章大家曾鞏、南宋心學大師陸九淵、明代劇壇偉人湯顯祖等,不僅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而且贏得了世界性的崇高聲譽。

  文化之邦,才子之鄉,常是名人墨客聚會之地。曆史上有不少名人學士來臨川(撫州)任職和宦遊。東晉王羲之、南朝謝靈運、唐朝顔真卿、南宋陸遊等,曾在這裏爲官;宋代詩人黃庭堅、梅堯臣、範成大、明代思想家李贽、徐霞客也都來過此地遊覽常駐。《世說新語》和《詩品》的編著者劉義慶和鍾嵘均襲封臨川王。這些名人學士在臨川都留下了大量遺墨華章,爲閃光的臨川才子群體增添了輝煌。

  近、現代史上,撫州的政界要員、科技名流、文壇巨匠、音樂明星、留學博士同樣各領風騷。黃祿祥、饒毓泰、周建屏、趙醒侬、傅烈、遊國恩、肖滌非、舒同、李井泉、盛中國、盛中華等,都是撫州人氏。他們超群拔萃,卓有成就,爲豐富和推動人類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才鄉代有才子出”,“臨川神童今朝多”。從1977年恢複高考至1993年,全市各類學校爲全國大中專院校輸送新生58415名,其中少年大學生147人,僅撫州一中、二中被錄取的少年大學生就有62人,在國外留學20人。出現了像臨川縣河東鄉農民武進興的“大學生之家”(6個兒子,5個考上大學,1個考上中專),臨川縣羅針鄉朱家村的“大學生之村”(全村總人口240人,擁有大專以上學生40名)。兄弟出國,姐妹留學,一家五個兒女出了三個博士、兩個碩士。這類現象在撫州是屢見不鮮的。1984年以來,撫州市中小學生在全國性和全省性的數、理、化三科大賽中,共有2284人次獲獎。其中獲全國一等獎的153人次,獲全國二等獎的365人次,獲全國三等獎的740人次。國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稱此爲“臨川現象”。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專家以及新聞界的極大興趣和關注,紛至沓來地對“臨川才子現象”進行考察、研究和探討。

  2、思想深邃,變革圖新

  作为抚州区域历史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是“臨川文化”的精髓。优秀的才子群体,必然产生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以李觏、王安石、陆象山、吴澄、吴与弼、罗汝芳等哲人为代表的哲学思想的形式和发展,为中国文化进入强化期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觏,是我国一位具有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著名哲学家。他从“阴阳二气会合”而生万物的观点出发,说明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大胆地主张“通变”,“量时制宜”,他认为挽救失误,克服弊端最有效的办法是变革。特别是他目睹朝政混乱,决心站在革新者一边,撰写了《富国强兵三十策》、《庆历民言》和《盱江文集》,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学、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见解,后人誉为“医国之书”。南宋理学家陆象山,融孔孟思想和禅佛思想于一炉,建立了一个与程朱“道学”相抗衡的“心学”哲学体系。他所强烈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注重思考精神,在客观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成为“臨川文化”重要的精神动力。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元代杰出的哲学家吴澄,“和会朱陆”,即以陆学为主而参与朱学,强调自识本心的途径和方法,独成一家,创立了“草庐学派”。明代思想家罗汝芳曾作为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蜚声全国。他否认“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持见新奇,另辟蹊径,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腐气。明中期我国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崛起,资本主义萌芽,罗汝芳的哲学思想体现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出现了将唯心主义理学向唯物主义理学方向转化的大突破。

  特別是王安石的“荊公新學”和“熙甯變法”達到他所處時代思想理論和政治實踐所能達到的高峰。面對自兩漢以來,代表大地主階級利益的守舊、迂腐的思想學說和“二程理學”的沈悶統治,王安石在哲學、經濟、教育、倫理等方面,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新的思想體系——“荊公新學”,爲他的“熙甯變法”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理論基礎。他概括了北宋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成就,繼承了李觏的唯物主義思想,建立了以“氣”一元論爲基礎,以“天人不相幹”的思想爲核心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提出了萬物皆變和運動變化的根據在于事物內部有“藕”、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在認識論上,提倡調查和“體驗”,主張學而知之、勤思好學的反映論。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所描述的“元氣—陰陽—五行—萬物”的宇宙生成理論,不僅在哲學上而且在自然科學上都有很高的價值。他天才地猜測宇宙的起點,不是在空間上相互間斷的物質微粒,而是一種綿延連續的物質——“元氣”。“元氣”是物質和空間的統一,空間不再是容納物質的框架;他所描繪的宇宙發展過程,不是機械力的作用過程,而是一種形態物質向另一種形態物質轉化的過程。王安石的宇宙論比起歐洲的宇宙論,包括古代原子論者的宇宙生成論和近代康德—拉普拉斯的星天假說,都要前進得多,合理得多。在這個思想基礎上,王安石大膽地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聾發饋的政治思想。難能可貴的是,他從這些思想出發,積極倡導和推行政治變革,轟轟烈烈地幹了一番改革事業。面對“積貧積弱”的政治局面,他兩度爲相,發動和領導了舉世聞名的“熙甯變法”運動。這場變法,以發展生産,富國強兵,挽救趙宋王朝政治危機爲目的,以“理財”、“整軍”爲中心,涉及社會、政治、軍事、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威武雄壯的社會變革運動。因此,王安石被列甯稱贊爲“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3、文事昌盛,戲藝繁榮

  诗书丰繁,“文献之邦”是“臨川文化”的一大特色。据资料载,列入《四库全书》存目的论著,抚州籍人氏著述就有近800卷之多。至今横卧抚州市东门的“文昌桥”,就是“临川文学”昌盛的象征。传说是“文昌桥上赏文章”、“文昌桥上赛文章”、“文昌桥上卖文章”、“文昌桥上晒文章”、“欲览诗书文昌桥”、“无才莫进抚州门”。

  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宋詞與唐詩、元曲爭奇鬥妍。宋初的詞壇,主要是江西人氏占據。據唐圭璋先生《宋詞四考》,兩宋時期全國有詞人867人,江西占153人,其中撫州籍詞人42人,成爲江西詞人的主體。特別是北宋詞人晏殊,辭筆清麗,氣度閑雅,“音情纏綿而不偎薄,達意明白而不發露”,樹一代詞風。後人稱他爲“導宋詞之先路者”、“北宋倚聲家初祖”。晏殊的兒子晏幾道,擅長小令,後人稱他“把我國令詞推向頂點”。

  在中國文學史上,中唐和北宋時期兩次“古文運動”,實質上是散文革新運動。領導這場運動的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八大家中,撫州占二家,這就是王安石、曾鞏。時人稱曾鞏文章是“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鬥”。特別是王安石在宋代新古文運動中,不僅理論上獨樹一幟,而且在創作實踐上別具一格,力主“以適用爲本”,立意超拔,瘦硬奇崛,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反對了西昆派唯美主義頹風,實爲北宋文學革新運動之主將,唐宋八大家之中堅。梁啓超說:“荊公于中國數千年文學史中,已占最高的位置矣”。翻開現代《中國文學史》扉頁,五位主編,其中遊國恩、肖滌非二人又是臨川才子。

  撫州是江南地方戲曲出現最早和最興盛地之一。南方戲曲,以“永嘉雜劇”爲始祖,最早傳入南豐。清康熙初年,宜黃産生的“二黃腔”已在浙江流行,後傳播到安徽、湖北,再經藝人加以創造,遍及全國。嘉靖年間兵部尚書譚綸又將海鹽腔帶回家鄉宜黃,宜黃戲子竟有千人之衆。撫州采茶戲,是撫州地方戲的一支勁旅,很受當地人民的歡迎,得到戲劇界的青睐。

  傩舞,是“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是“臨川文化”的一块瑰宝。抚州是我国“傩舞之乡”。江西10个“傩”县,抚州占6县,其中又以南丰傩为最古老、最系统、最完整,“延今三千余年”,至今袭而不衰,蜚声中外。抚州戏曲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位戏剧巨人汤显祖。他的代表作“临川四梦”,即《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标志着我国明代传奇戏剧发展的新高峰,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形成了抚州独特的戏曲文化。早在20世纪中叶,他的剧作已不断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在国外广泛传播,争相上演。近几年,上海昆剧团赴法国演出《牡丹亭》,反映依然十分强烈。汤显祖与英国的莎士比亚齐名。日本戏曲史家青木正儿指出他们是“东西曲坛的伟人”。中国人称汤显祖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外国人称莎士比亚为“西方的汤显祖”。

  书法艺术是“臨川文化”辉煌的一页。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于晋成帝咸康元年至六年在临川任内史,三十余岁,临池学书,为他的书法成就奠定了基础。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六十三岁在临川任刺史,写《麻姑山仙坛记》,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从而使他的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临川籍人氏曾行、赵崇番、陈景元、虞集、李瑞青等都是书法艺术大家。东乡的舒同是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创建了别具一格的“舒体”,被誉为“红军第一书法家”。

  4、禅佛鼎盛,光照異國他鄉

  公元前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隋唐最盛,以后开始有了佛教宗派,禅宗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禅客众多,禅学兴隆,后又分成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三个流派。其中又以曹洞宗影响最大,声誉最高,在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曹洞宗的宗风是由“二宜两山”禅师共同创立的。他们一是抚州宜黄曹山寺本寂禅师;一是宜丰洞山普利寺良价禅师。本寂在宜黄曹山修持了大约30年,是我国禅宗史上“五家七宗”的创始人之一。曹洞宗创立之后,南宋嘉庆16年,日本国承阳大师来中国留学,跟从曹洞宗第13代受禅法,学成回国,便在日本福进县建立了永平寺。700多年来,曹洞宗的宗风法轮常转,承阳大师成了日本曹洞宗的总本山,第子达一千万之众,还专门成立了曹洞宗研究所。“臨川文化”东渡,光照异域他乡,生根开花结果,成为“臨川文化”与日本国的文化交流和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友谊的纽带。南城的麻姑山,是江南名山,唐时皇帝为之立庙,于是道士争相讲道,麻姑山成为江南一带道教胜地。此外,金山寺、疏山寺、天主教堂、龙凤岩、正觉寺等,都是抚州宗教文化比较集中的名山胜寺。

 
   5、科学、技术昌明,经济、文化交融

  抚州不仅是才子之乡,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突出贡献,而且,科学技术在“臨川文化”的大系统中也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在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冶炼技术和印刷技术上,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宋代地理学家乐史,著有地理学巨著《太平寰宇记》200卷,堪称古代地理学巨臂,为研究我国历史地理要籍。著名地理学家朱思本,耗10年之功,绘成《舆地图》两卷,在制图史上是一个杰出的创造。“盱江医学”在江西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仅宋、元、明、清四代,盱江流域各县有传略可考的医学家多达200余人,医学著作100余种,是我国古代医学宝库的珍贵遗产。元代医学家危亦林,著有《世医效方》,其中关于麻醉药的使用,骨折复位的悬吊复位法,创世界最早纪录,各国沿袭至今。当代中国物理学家有“四大名旦”,抚州的饶毓泰就是其中一“旦”。古代的抚州府陶瓷制作和烧炼也非常发达。著名的《景德镇陶录》一书曾高度称赞抚州的制陶艺术,南丰白舍,金溪小陂,临川白浒三窑所产生的陶瓷,可以和景德镇陶瓷媲美,因而被载入《中国陶瓷史》。与“臨川文化”昌盛相联系的,是金溪的木刻印刷和石板印刷,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技艺精湛,与“临川才子”相得益彰,世称“临川才子金溪书”。此外,乐安的毛边纸,临川的毛笔,在清朝均为贡品。

  古治臨川,是農桑富庶之地,江南魚米之鄉。幾千年來,勤勞、好學、聰慧的撫州人民在農耕經濟基礎上創造了獨特的物質文化。南豐蜜桔是著名的貢桔,在海內外有很大影響。它的栽培技術和曆史可追溯到唐開元以前。作爲經濟交往和貢品,突破了純資源物質形態,創造了獨特的蜜桔文化。廣昌白蓮始種于唐高宗儀風年間,南宋紹定元年就有“蓮鄉”之美稱。撫州到處呈現荷花爭豔,子蓮飄香的蓮鄉風光。它遍布國內,延伸國外,與祖國的飲食文化和醫學文化相輔相成,交相輝映,爲中外文化交流作了重要貢獻。明清時,宜黃、樂安等地是江南重要的夏布産地,其中尤以宜黃爲最。宜黃夏布有纖維細長,色澤光潔,透風涼爽,質韌耐用等特點。這裏長年舟車不斷,商旅繁忙,成爲江南夏布的集散地。宜黃夏布在國內各大城市和高麗(朝鮮)市場上享有極高的聲譽,構成別具特色的撫州(臨川)服飾文化。

  6、革命詩章,悲怆壯烈

  人杰地灵的抚州,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人民为“臨川文化”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南丰、宜黄、广昌、乐安、资溪、黎川等县也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临川、东乡、金溪、崇仁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拉锯”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多次在这里领导和指挥武装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新生政权。一九三O年到一九三三年,先后进行的五次反围剿中,抚州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主战场。革命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在这里进行了几十次激烈战斗。东、黄陂战役,洵口战役、团村战役、金溪战役和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战斗等都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全区保留了一批像黎川湖坊的“闽浙赣苏维埃政府”革命旧址,红军“第一号布告”和大量红军标语等珍贵的革命历史文化。脍炙人口的“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就是毛泽东在广昌行军路上的佳作。“……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的律诗,就是陈毅将军“闻黄陂大捷,敌人第四次围剿被粉碎”的“喜赋”。在这血与火的斗争中,涌现了李井泉、舒同等一批临川英雄豪杰,诞生了赵醒侬、傅烈、周建屏等许许多多革命先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臨川文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章。像舒同为悼念东乡李克昌烈士所作的“舍生以存义、杀身定成仁;可怜羊城(‘羊城’是抚州城别名)地,鲜血醒万民。”像抚州邹渊烈士的“狱中遗诗三首”--“寄母:忠孝从来两难行,移孝作忠母训明。望母莫为儿悲哭,儿能成仁母亦荣。”“寄弟:头颅一掷事本轻,遗恨未能拳慈亲。最后一句叮咛语,菽水承欢弟继承。”“寄妻:昔年鸿案曾相亲,卿卿我我见真情,我今笑赴刑场去,孝亲抚孤在汝身。”这些悲壮的诗句至今读来不禁令人暗然泪下,更有一股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正是这些革命历史文化,使“臨川文化”内在精神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

  綜上所述,自宋而明,隨著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和江南經濟的開發,在撫州確實出現過一個輝煌燦爛的文化昌盛期,湧現過全國第一流的政治家、詩人、詞人、古文家、哲學家、戲劇家、地理學家、醫學家、曆史學家。他們在各自的領域所達到的巨大成就和對華夏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他們的天才創造對民族文化所投射的深遠影響,是永載史冊、永不暗淡的“臨川之筆”的光照。

  光辉灿烂的抚州文化,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显赫的地位,就是在当今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声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抚州史研究会”,对抚州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和探索。美国博士韩明士,1985年在美国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宋朝江西抚州的精英》。日本是国外王安石研究的中心。研究队伍蔚为壮观,论文著述十分繁丰。东一夫,东村哈兵卫、高桥作卫、佐伯富、周藤吉之等,都是著名的王荆公研究家。日本戏曲史家青木正儿,致力于汤显祖研究,著有《中国近代戏曲史》。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俄亥俄洲大学历史系主任葛德卫教授,致力于吴澄和“草庐学派”研究。1986年,美国一批专家学者前往崇仁考察吴澄的故里。1982年,以松田文雄为团长的日本佛教考察团,专程前往宜黄曹山,对曹洞宗遗址进行考察。国外专家、学者前往抚州瞻仰、考察汤显祖及其赣东民间艺术、南丰傩舞、民情、民俗者,不计其数。“臨川文化”对世界文化也投下了久远的影响。

撫州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